阿嬤與我

有時後我總想，只把心思放在準備食物給家人的女人，怎麼能夠如此？

當然，這多少是因為我目前還未能，不論是「女人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」、「不適合搞壞別人的胃」、「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迷思」等因素，但每次看著我那「始終如一」的阿嬤，我常會不自覺地用時代對比來看我及她。

她對丈夫很忠誠，我阿公叫她投票給誰就投誰。
我對自己想作判斷的事絕不讓步，投誰前要先說服我為何要投給他。

她會為家人準備好食物，伺候的滿意程度極高，過年時為了大家出遊愉快，她會包好粽子，問她不是端午節為什麼包？她就是跟我說，大家愛吃她就包，不厭其煩。

過年時陪她學了包肉粽的流程，複雜度讓人想臨陣脫逃，她可以為了包肉粽，花上一整天的時間。
我則對準備食物這事，幾乎是「君子」胸懷，能遠則遠，能花極少的時間就花極少的時間，泡麵、餃子、加「雞湯塊」的香菇雞湯、康寶濃湯大概都是我的熱門食譜，偶爾有實驗精神才有模有樣的「比畫」一番，煮完後常想，不過就是一頓飯，何必？

阿嬤就不同了，她準備食物一點都不草率，例如包肉粽，她要洗粽葉、炒肉、炒糯米、花生，盛裝在小盤裡，方便包粽子時可用。



這些東西，我想起來就感到繁複得厲害。
不過她卻很樂意去作。
包肉粽也不馬虎，有稜有角要包好，裡頭的食材也要搭配得宜，我在旁邊試了又試，還沒一個及格的。

她卻樂此不疲。
連生火、燒水也毫不假手他人。


肉粽用火炊的，特別不一樣，縱使有瓦斯爐，家理的爐灶還是被使用著，阿嬤用它來作各式傳統料理，令人驚奇。

在「只能」幫忙燒柴的工作裡，我一直在想，不知道早幾十年出生於這家，我會不會跟阿嬤一樣，甘於為家庭奉獻、以服事丈夫、孩子為樂？
而阿嬤晚幾年出生，會不會跟我一樣，可以離家識字、受教育，投自己想投的票。

她老覺得我念太多書，卻不會做家事有點糟糕，可疼孫的她又不忍心將複雜的工作交給我們。
而我老覺得阿嬤會不會太「受限」於父權家族，任不做家事的家族長輩宰割？可這解構對她而言，一點意義都沒有，她若沒有這家族，她會失去對自我的認同。我沒了家族，還有其他地方可以找到認同。

隨著時代的變異，家族凝聚的觀念逐漸被打破，阿嬤對家族的執著，漸漸被女性自主所取代，不知道將來台灣會有多少這樣的傳統阿嬤？
我在她的奉獻裡看到家族成長的根基，雖然包肉粽已漸漸可以由機器取代，但好像有股味道是機器作不到的，人情味。
我還是希望自己能趕緊跟阿嬤學會包肉粽，也許不為端午節，卻是為了人情味。

誰來建立深刻的政治文化？

迥於以往透過電視媒體，開始大量閱讀部落格文章來關心政治、社會後，我便一直在思考，「什麼才能使人更深入地關心社會、政治」，除了針砭膚淺的媒體報導，批判執政者的施政缺失，自製新聞地喚醒大眾，積極連署產生力量外，有什麼透過小小的一方言論，所能產生影響的。
畢竟個人部落格越開越多，眾聲喧嘩後，是否能凝聚共識，並轉為更深刻地理論與實踐，好像更為重要，否則部落客自己雖形成社會圈，但侷限性仍在。
以我的背景而言，發現兩個我認為似乎可以是關心政治的最佳地方，卻最沒有政治。
一個是學院，一個是教會。
當然，它們各自有主要面向要關懷，學院關心知識傳揚與作育英才，教會關心靈魂得救與教會建立，政治與社會都是被其次化層面，若要篡得認同，便會人心惶惶，以為不務正業起來了。
那是一種無與倫比的罪惡感，

神學家莫特曼還是學生時，心中就有兩個疑問，為什麼關心社會政治的人都不參與教會，而參與教會的人都不關心政治。（林鴻信：《聖神論》，頁155）

但實際上，最能深刻關心政治的應該是出身學院，受到完整的思想訓練，且因懷對信仰的熱情而產生反省、敬畏與關懷來，這樣才能建立細膩的政治文化。
當然，這重要的關鍵在於所謂的「知識份子」身上，《知識份子》這本書探討的便是如何將「學院外」與「學院內」作一整合，使「有知識」的「份子」能夠關心社會、國家，而非單純在學術裡往上爬。
我記得自己考研究所時，作文題目便是「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」，好像是想問，對你而言努力考上研究所究竟是為了什麼？我記得那時自己侃侃而談，大書特書范仲淹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胸懷與氣度，認為身為讀書人，讀書就是「報效國家」，而實際上我在乎考的上與考不上還多些。
上與不上的利益糾葛已經很難使我還談所謂的社會責任，至今想起來是很無限欷噓的，可又非常實際地反映當時人性。我那時不知道，原來這與整個文化背景有關，至少在乎考試一事，已經是著眼眼前利益多過長遠關懷。
南方朔在〈建立一個負責細緻的政治文化〉裡，便從東方思維與西方思維的差距來談政治文化的粗與細，我認為是有很意思的談法，他首先提到西方從宗教所浸潤的「原罪」觀，使西方人較易因自己的不完美、缺陷而發展謙卑的自省，而有了自省，才能進步與產生文明。但東方一直以來便傾向將一切道德化、自我極大化，所以反倒會為了面子，而缺乏反省與認錯的機制，相形之下便很難有現代化的可能，多半是充滿衝突、墮落與腐化。
而由此可理解東方為何會不斷形成「專制體制」，尤以中國為最，共產主義的背後是沒有斬斷的宮廷專制，「上位者永遠是對的」這種無理標準，便形成護短文化與權力的任意性，南方朔也引孟德斯糾的話說，

這樣的國家可能有偉大、高雅、細緻的宮廷文化，可是絕對不會出現有尊嚴的個人

，而東方人的「小強」性格，又在此為了「得勢」常有機會主義、西瓜挖大邊的情況出現。
但沒有尊嚴，也就遑論能用正當的手段來治理人民，多半是處心積慮地想取而代之，焦點放錯，沒有願景的鬥爭，執政之後便常重蹈覆轍，無法有超越的可能。
因此不論是語言上的粗魯、打死也不認錯的賴皮、互踢皮球的推託、不知節制的貪慾、權力的傲慢、仇恨的政治與完弄權謀的敗壞等，都可以在東方的政治文化找到印證。
因此，政治的紛亂是必然的，根源於人對惡的無知，對權力的無限追尋。紛亂使人產生對人惡的失望，等不及善的過程中，卻又使人對自己的無能為力、一榻糊塗，變得既悲觀又否定，我們既無法反省它，卻也無力改善它，形成一種停滯，也失去真正的良心，或認為良心會為自己帶來無限的麻煩。
這種沒有良心的失望，便不會帶來尊重、體貼、關心與細緻的政治，我們無法在沒有滿足自己時想到別人，我們不會對自己對他人的傷害帶來不安及羞恥，這使得我們在關心弱勢運動上，顯得踽踽獨行，總是非主流的人在關心弱勢，少數人在保護弱勢。
篇末，南方朔提出「台灣社會需要再一次啟蒙」的看法，他認為老的知識份子已逝，新的知識份子卻沒有出現，當一個社會沒有知識份子凝聚時，一個社會是沒有什麼願景與動員的。
但這需根深於歷史眼光與教育建立，歷史眼光需對有對宇宙價值、人類未來有所敬畏及堅持（神學家的工作？），教育建立則要以改進人的品質為目標（學院裡的老師？），沒有深化的宗教，歷史使命感與良心便很難強烈引發，也就難有「現代化」、「有反應」、「肯負責任」、「合理」的政治。
不知道什麼時候，這兩個地方才會凝聚關懷的知識份子，還是只能任由膚淺的媒體勢力與永不負責的政客一再攪局，我們用圍牆隔著，關懷是出走後的事。


作者：陳映真等人
書名：知識份子
出版社：立緒文化
出版時間：2006年
主要參考資料來自：南方朔：〈建立一個負責細緻的政治文化〉，頁142~156。